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新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课题。此后20年进行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项目就得益于科学规划的制定，得益于多学科的交互支持。
这项调查与数据处理的科学活动，是关系人民健康的重大社会活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下，百万医务工作者深入全国城乡基层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周恩来为此作出了具体指导，付出了巨大心力。
一、“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医学家林巧稚应邀参与制定《纲要》。《纲要》在“医药卫生方面”提出，“恶性肿瘤等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原因尚不明确，均须进行研究。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在于采用综合措施，必须研究运用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种方法，并组成相互联系的防治网，才能获得最大效果”。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纲要》制定的数百位科学家，医学组有35位科学家。
随后，在李冰、金显宅、林巧稚等人的建议下，医院作为中国医学医院成功立项，并于年3月15日建成。李冰任党委书记。医院设有肿瘤外科、放射科、妇瘤科、病理科、细胞学室、同位素室等科室，住院床位张。年，医院成立了防癌组；年，肿瘤研究所成立；年，医院职工人，设床位张。
“文革”开始后，医院突受冲击，实验室被拆散，医疗设备遭毁坏，可是肿瘤病人依旧持续前来，临床科室医护人员顶着压力一如继往地坚持收治。有人认为肿瘤治疗和防治研究难有进展，前景迷茫，便从前几年的“攻克癌症”“10年制服癌症”等不恰当的口号又退缩到另一极端，开始怀疑“医院有没有必要”。年夏天，国家机构大规模精简，主管部门决定解散医院，设备分配和人员安排都有了方案，医院岌岌可危。
年7月2日，周恩来听取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汇报时，对医院和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当从李冰的汇报中得知医院将要解散时，他很气愤地说：“医院不能关门。”“肿瘤是常见多发病，我们要研究它，不能取消！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嘛！”他强调：“各地要有医治肿瘤的门诊，医院不能关门，医务人员要刻苦钻研，攻克医学难关。对‘不治之症’的错误思想，要批判。”“取消医院，是不对的，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我国的医学界一定要攻克这个难关。很多事实说明，癌症早期发现了，是可以治愈的。”“人体就像一部机器，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无线电很复杂，小孩子学习一下就会搞了。可见，人是可以克服困难的。能治的病不治疗，这是不对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冰联络专业人士，提议召开一次全国肿瘤会议，获卫生部军管会批准。年11月16日至27日，卫生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肿瘤会议在天津召开，各省市及军队代表参会。会议传达了周恩来“应研究根治办法”的指示，激起了全国开展肿瘤普查的热情。会议交流了近十年的工作经验，统一了认识，认为必须根据国情确定肿瘤防治研究的战略方针。卫生部在会上宣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成立，李冰任办公室主任，28个省市自治区及肿瘤高发的地、县也相继成立了肿瘤防治办公室，形成了全国肿瘤研究与防治试点相结合的统一的指挥系统，使肿瘤防治事业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
肿瘤大会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冰到许多省市介绍癌症的严重情况，要求他们支持肿瘤防治事业。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及肿瘤专业人员的热情支持下，肿瘤防治从退缩无为变为积极进取，有的省市相继成立了医院或研究所。年6月，我国首医院在安阳市兴建，建院后收治食管癌单病种患者，服务豫北、冀南、鲁西、晋东等方圆公里区域。一些高发地区及高发县也成立了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等专门的肿瘤研究防治机构，肿瘤防治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文革”时期，许多机构被撤销或停止工作，各地很多医学专家被打倒、关押，离开专业工作从事体力劳动，医院的多在清扫楼道、厕所或清洗医疗器具。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重新建立一个业务工作体系，也算是一个奇迹。这自然与周恩来的支持相关。周恩来要继续进行肿瘤防治研究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后，许多专家被“解放”，回到了业务工作岗位。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医院从下放人员和外单位调入医疗及科研骨干40余人，扩建和新建了肿瘤流行病室、肿瘤病因室等8个科室和计算机室，医院最早建立的计算机室。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医院年度门诊约7万余人，住院治疗约人，门诊放疗和化疗约0人。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龙潭湖畔新建医院和研究所，年5月，新址落成，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开放床位张，年底院所职工总数人。
二、指导林县食管癌防治工作
年11月15日，周恩来阅看“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简报时，看到了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的林县“三不通”，即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发病后无法进食）。林县是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也是奋发图强的贫困地区，周恩来即派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到会询问详情。
当时，54万人口的林县每年新发食管癌多例，死亡例。几乎每户人家的乡邻和至亲都有人患食管癌。年8月1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冰来到林县，杨贵陪同她到任村镇桑耳庄和姚村镇史家河村调查。李冰向干部群众转达了周恩来对林县地方病和缺水问题的关心，提出要摸清情况，研究对策。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科院医院、中医学院和河南省医学院相继派来医疗队组织拉网式排查和治疗。后来，李冰又在林县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逐步摸清了食管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
年，李冰在林县姚村公社两个大队组织了发病和死亡调查，随后又对整个公社，以至全县15个公社11万人口中30岁以上人群进行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发现死亡率保持在—/10万的高水平，还有北高南低的分布规律。她又在河南安阳地区12个市县进行了调查，发现癌症死亡高发区域在太行山与漳河相犄角地区，防治需求极为迫切。
随后，李冰主持开展了晋冀豫三省一市约0万人口地区的—年三年食管癌死亡调查，绘制了晋冀豫“食管癌死亡率地图”，初步了解到食管癌高发中心在太行山南段。她把这些资料和地图送到中南海，面呈周恩来。这些调查工作，使肿瘤防治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一场战线明确、病况清晰的战役。
年2月16日，李冰向周恩来汇报林县食管癌研究进展。周恩来说：“现在那么多病，有些病因还没有找出来，亚硝胺是病因的科学依据足不足？要很快搞清楚。你们说的肿瘤病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嘛！”4月16日至5月4日，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食管癌经验交流学习班在林县举办，广东省、上海市、河南省林县、河南省安阳地区、四川省盐亭县、福建省南安县和甘肃省文县交流了肿瘤普查资料和防治经验。
年10月4日晚，周恩来仔细询问了林县食管癌的发生情况和相关工作进展：林县食管癌在早期诊断有一些办法，对食管癌的病因，有没有初步结论？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过去说有关，现在调查研究怎么样？食管癌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健康的一种疾病，你们要认真研究，列入议事日程。11月23日，李冰向周恩来汇报豫晋冀三省食管癌调查情况，展示了“死亡率地图”。周恩来指示：“林县的防治点要继续搞下去，像林县这样的点，全国要多搞几个。”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医院监制了林县全貌和三省一市个县恶性肿瘤死亡率的两个沙盘，直观显示了食管癌在华北分布的特点。
年12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杨贵时对他说：林县食管癌发病率高，这个问题要解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和李冰同志谈谈，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要在一起研究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人民关心的问题，一定要持久地抓下去。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医务工作者努力下，林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和群众参与的局面，防治分队还通过利用农村墙报介绍防癌知识、到集市展示标本、直接面对群众宣讲等形式，实现了周恩来所要求的目标。河南省林州市（原林县）、山西省襄垣县等地，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营养和早诊早治等措施，使食管癌、子宫颈癌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
林州市食管癌的患病率由年的.89/10万下降到3年的82.80/10万，死亡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07/10万下降到3年的59.60/10万。为了支持基层的食管癌防治，周恩来甚至在看到一份来自河南安阳的报告后，嘱咐医生把平时给自己做放疗用的钴60机无偿捐献给安阳市医院，这台设备是当时治疗恶性肿瘤的先进放疗设备，医院很少配备。它见证了周恩来对肿瘤病人的深情和对基层群众的深切关怀。
三、计算机在恶性肿瘤防治中的应用
恶性肿瘤的防治需要先进的辅助设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的了解和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周恩来却富有战略远见地重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早在年他就指出“计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功研制了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他们于10月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展示计算机研发成果。
周恩来给予他们高度评价，赞扬时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副教授的慈云桂等人，“干得很有成绩嘛，要继续努力”。他握着慈云桂的手说，“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计算机啊！我们起步晚，但也要赶超”。年4月，中国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在慈云桂领导下研发成功，使用的是国产器件，在哈尔滨、天津、北京、成都、上海、西安等地小批仿制生产，带动了全国计算机升级进入第二代。
年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后，中国重视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与恶性肿瘤防治有关的计算机技术。8月6日，周恩来在谈到我国尖端工业的发展时，再次强调了计算机的重要性：“计算机怎么提高？北京用了没有？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在争计算机。”10月，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访美科学团体，就是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周恩来亲自审定了由11人组成的代表团成员名单。由吴蔚然任团长，林巧稚等医学专家为团员。
临行前，周恩来于10月5日23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成员，他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他叮嘱了外交要点，要求做到不卑不亢，指示代表团“要在自信的基础上虚心向人家学习”。10月13日代表团到达美国，尼克松次日在白宫接见全体成员。在美期间，代表团访问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等知名大学的医学院、卫生学院，医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心肺研究所、美国医学会总部等知名医疗、教学和科研机构，于31日离开美国。
代表团看到，美国医学界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电子仪器和电子计算机。当时美国有10万台电子计算机遍及各行各业，而中国仅有自己生产的台电子计算机，许多还是国外开始淘汰的电子管计算机，且主要用于“两弹一星”工程和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代表团在出访总结中写道：“美、加、法的医学，拥有一支雄厚的医疗科研队伍，建立了相当现代化的医学科学研究网，由于采用了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使医学部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这些情况相比，我们的医疗科研在许多方面技术水平确是落后了。”
回国后，医院一定要使用电子计算机。随后，在慈云桂以及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宋翰涛、哈军工孟庆余等帮助下，计算机医学应用的科学论证顺利完成。年上半年，慈云桂“建议并帮助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林巧稚以半价购置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开创我国医学界使用计算机的先河”。9月，天津电子计算机厂生产的-BⅡ晶体管计算机在医科院医院成功装机，工厂全力支持肿瘤防治，仅收取了30万元成本费。
这是中国医学界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是早期对中国医学界贡献最大的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后来完成了三年恶性肿瘤死亡数据汇总处理，为绘制“全国肿瘤死亡地图”提供了数据，还完成医院管理的许多任务。
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的“地图自动化”研究，从探索地图模型研究、软件研发，到完成全国县界数据库等地图基础数据库，电子计算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恶性肿瘤死亡调查和防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周恩来非常重视肿瘤防治中的调查工作。据李冰回忆，在一次国务院研究高级干部保健会议上，当周恩来看到她汇报的癌症发病情况，只有一大批国外数据时批评道：“只知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攻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根据我国情况来制订防治策略嘛！”
还有一次大约在年前后，李冰进中南海汇报，带去的摆满一桌子的也是国外的肿瘤书籍和图片资料，周恩来问李冰，你们开展癌症防治研究多少年了？她答，15年。周恩来说：“15年还没有一本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
周恩来的两次批评，使李冰惭愧得无地自容。她说，因为对我国癌症发病和死亡情况不清楚，工作重点心中无数，所以没有将研究重点放到占发病率七成的消化道肿瘤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她总结了十多年的经验，将我国发病严重的恶性肿瘤研究放在首位，制定了我国的防治策略，局面很快有了改观。周恩来的关怀及在关键问题上的指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年10月20日，第11届国际肿瘤大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77个国家的多位代表参加，李冰率10人团参会，宣读和提交的10篇论文引起与会人士的极大兴趣与重视，特别是对中国医疗科技人员深入农村高发现场进行流行病学和病因学普查以及坚持15年的宫颈癌普查普治等工作，感到惊讶和赞赏。
年，卫生部制定的“卫生科研计划”中提出，“在3—5年内摸清全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流行病情况，全面了解我国肿瘤的流行和分布特点，有的放矢地深入开展防治肿瘤研究工作，制定防治措施，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防治恶性肿瘤已列入“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十年规划（—）”，肿瘤防治第一次从局部地区变为面对全国的调查，从医院的科研项目变为实施国务院领导下的主管部门制定的国家规划。
年11月5日，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宾馆和钟祥县现场举办了中国肿瘤流行病病因学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李冰在开幕式中传达了周恩来对肿瘤工作的多次指示，指出这次学习班的任务主要是落实“卫生科研计划”中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任务，要统一方法和要求，使我们的工作有严格的科学性，争取3到5年画出一张全国肿瘤流行分布地图来。随后，全国肿瘤防办成立了全国肿瘤死亡情况调查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地调查工作，负责编写教材、审核调查资料、验收和统计分析等。
研究人员到各地传达周恩来指示，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成功地于—年组织了覆盖全国的第一次全死因调查，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个县级单位（空缺35个县位于高寒山区和交通不便的边疆）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人口范围为8.5亿人，核准了前三年（—）中以恶性肿瘤为主的两千万人的56种死因及相关参数，培训并组织近百万基层卫生人员和农村的“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当时学校多年停课，不要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时期，完成这样深入细致的科研工作，与周恩来指明的工作方向和具体支持是分不开的。
全国肿瘤防办还抽调、组织了几十家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单位的专业人员，在肿瘤研究所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的绘制和对调查资料的总结、分析、编写工作。地图集着重显示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地理分布和相应肿瘤的统计图表，还选编了中国政区、人口、民族、地势、气候和土壤等地图供对比。《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则以多种表格和插图提供了14种主要癌症的死亡情况与各种自然地理因素的分布状况。这两份成果获得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及卫生部科学技术甲等奖。
20世纪70年代，我国9亿多人口中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者约70万人，其中最多的三种恶性肿瘤为：胃癌16万，食管癌15.7万，肝癌10万人。最多的省份是江苏（7万多），河南（6万多），山东（5万多）、四川（5万多）。“肿瘤地图集”的绘制，第一次摸清了占世界1/5人口大国的恶性肿瘤分布。由于发现了影响肿瘤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控制措施，使死亡率明显下降。
通过在地图上展现近百个肿瘤高发和低发区域，并就地理环境、生活习惯、食物分析、营养状况、饮水分析及高发家庭等因素进行对比调查，明确了癌症控制的重点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在制定各种预防措施及早防治。河南省林县、山西省、江苏省启东县、广东省中山市等地还确立了50多个高发现场癌症防治基地。这些措施给恶性肿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防治研究提供了依据。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交通、通信、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医学人才紧缺。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这十年成为中国癌症防控的一个黄金时期。对林县的关心，对卫生部和对恶性肿瘤防治的关怀和指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果断和责任心。恶性肿瘤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为国家确立肿瘤防控方针政策、制定肿瘤防治计划、开展防治工作和实施对应举措奠定了基础，为分配抗癌药物和肿瘤防治设备研制立项提供了依据，促进了卫生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明显提高。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肿瘤防治界人士的执着努力下，新中国第一次恶性肿瘤防治调查工作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数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这次人口死亡调查是中国第一次覆盖全国的“大数据”应用，是中国40年前医疗活动与民用计算机应用成果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走出了中国“大数据”的第一步，也进入了世界医学数据工作的前沿。这项工作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现了《纲要》的价值，得益于李冰、林巧稚等科学家的努力，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应用，更得益于周恩来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众多肿瘤防治的原始文件、总结和工作报告中对周恩来指导作用的记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新中国恶性肿瘤防治调查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远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研究并主持制定科技规划，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是坚定，以超强的毅力和镇定果断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作秩序；三是智慧，以广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指明了恶性肿瘤防治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
新中国肿瘤防治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现出周恩来关心人民的赤子情怀、发展新中国医疗事业的责任担当、排除干扰攻坚克难的工作智慧和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在他的决策、带动和感召下，大批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医务工作者忘我地工作，使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广大群众的健康得到良好保障。历史虽然远去，但以周恩来为表率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永存，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和弘扬。
作者徐祖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通信科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周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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